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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译文风格

译文风格是近来翻译界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一本《红与黑》,经过二十位译家的手,几乎变作了二十本《红与黑》,这大概真的只是文学翻译领域才能有的奇观。

传统的观念认为翻译的首要标准当是“忠实”。然而“忠实”的概念并不确切:译者究竟应当忠实于什么呢?原著作者?原著的客观存在?甚或是译文的读者?其实受了一两千年的传统教育,大多数的译者还是想以忠实为本的,可每个人对“忠实”的理解不一样,结果也就不太一样。

在译文风格的问题中,第一要问的是,译者风格出现在译文中,究竟合不合理?

若对翻译过程加以剖析,一般可以分为理解与重新表述两个阶段。仅在理解阶段,不同的译者已经可能对同一文本产生歧义。至于对原文风格的把握,各人的切入角度不同,感觉更可能会相差十万八千里。而在重新表述阶段,受到目的语表达手段的限制以及翻译主体语言能力、认知、喜好的影响,译文风格千人千面当然不足为奇。而部分正如现代阐释学所指出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其不同读者对它所进行的阐释。这大约也就是为什么,最好的译家往往都是翻译家,因为他们自己的风格早已为读者所接受与喜爱。所以说,译者风格的存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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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诚如郭宏安先生在《我译〈红与黑〉》中所说的那样,首先,原著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其次,如果说“以一种语言传达另一种语言所传达的风格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完全传达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连部分地传达也是不可能的,更不意味着连传达的努力也不必做”。这里就牵涉到了译文风格的第二个大问题:译者风格出现在译文中该不该有其一定的度?译者作为再创造者,他的面前毕竟有一个原文本,倘若不是为了体现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带入目的语中,翻译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翻译的这个最终目的要求我们的译者尽量束缚住自己过分个人化且与原作有所冲突的行文方式,“戴着镣铐”跳出优美的舞蹈来。

理想的译者的确应该是个“全知型”的读者和具有创造力的作者:一方面,他不能仅凭着一两分感觉便草草动手,胡乱操刀,真正把译文变作自己创作的领地;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亦步亦趋,以“复制”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殊不知,任何复制品都是毫无生命可言的。作为原作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延续,译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所处的位置。

严复为翻译写了“信、达、雅”的标准,今年已是一百周年。其实,当先的 “信”字并不完全等同于“忠实”,它更接近于译者的一种诚实、负责的精神,对原作,对读者,也是对自己。而如果是在这个标准之上,我们的批评亦不必太苛责于翻译。翻译是没有定本的,多种译文风格的存在也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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